1961年2月，北京军事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关于英雄事迹的展览，入口处的一幅黑白照片吸引了众多目光，照片上的绶带用铅笔标记着“701”。许多参观者在此驻足，特别是一些老兵，低语着这个数字，表情复杂。时光回到1951年2月17日拂晓，鸭绿江上雾气弥漫，志愿军187师559团悄悄渡过江面。团长邓仕均和师长徐信在吉普车上检查道路，刚通过一个山口，敌机突然袭来。几枚凝固汽油弹将道路炸得火光冲天，吉普车翻入沟中，随行的司机和测图员当场遇难，邓仕均本人则左臂骨折、头部受伤，警卫员陈明月背着他，连夜转移到野战救护所。

在养伤的第三天，前方无线电传来第五次战役即将打响的消息，邓仕均感到团里不能缺少他，尽管陈明月多次劝阻，他仍坚持出发，继续奋战。清晨，他用夹板固定好伤腿，借助木棍缓慢往回走，以便在黄昏前赶回559团驻地。当晚，559团接到命令，要插到洪川江北面的敌后进行攻击，尽管装备简陋，只有少数60迫击炮和两挺重机枪，但邓仕均奋勇指挥，设立指挥所于最前线。

19时左右，敌军炮火密集，接着一个加强团从河谷逼近。志愿军弹药紧缺，只得进行近战。黑夜降临，狂风夹杂着大雪，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士兵们连上弹都得用牙咬开弹匣，替代的呼喊声愤怒冲破夜空。经过六次冲锋，虽击毙200余名敌军，阵地已变成了一片弹坑。最终，随着徐信下令分批后撤，邓仕均则安排手下引敌，确保各连队安全撤回。在他扶持着团长越过河岸的一瞬间，一枚155毫米炮弹爆炸，邓仕均受重伤，再未能逃脱，他最终在风雪中倒下，与世长辞。

伤员被送回指挥所，陈明月遇见政工科的刘波，低声道出“701牺牲”。两人互握的手在黑暗中颤抖，泪水与雪融为一体。当晚，他们在洪川江东岸挖坑安葬，使用降落伞布包裹遗体，并在松枝上做了标记，记录坐标。这“701”的代号与众不同，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就由中央军委授予了邓仕均，这是他英勇事迹的象征。

不久之后，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下达了指示：“必须动用一切力量，护送701回国。”志愿军总部也向187师下达了口头命令。尽管决心坚定，但现实却极为严酷，洪川江一带经历了反复争夺，坐标点变动不居；战士们的搜寻接连无功而返。1951年6月，随着187师再次转移，陈明月与两名战士冒险返回发现原坐标已是一片滩涂。他面对此情此景，悲痛无言。

为何单单为邓仕均发出如此命令？他不仅因经历丰富而著称，更因在志愿军中的影响力而显得重要。当时，志愿军对烈士的归葬问题极为重视，701的回归象征着对牺牲的铭记。值得相信的是，邓仕均的战斗事迹和优秀表现使得许多老兵视这次任务为传承与尊敬。

在1953年停战之后，尽管双方多次尝试就烈士遗骸交换信息，但701的下落依然未卜，直到60年代初国防部才正式将他列入“归国无望名单”，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竖碑铭刻其名。人们常说，烈士安息之地并非重点，关键在于他所留存的精神。然而，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下，寻回“701”几乎成为全军的一种心愿。虽然烈士未能回归，但他的编号依然在士兵间传递，化作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伴随后续的战斗。

多年后，曾在洪川江附近挖掘简易墓的老工兵回忆道：“每当打开一个包裹，心中都会默念一句‘不是701’，既期待又畏惧。”这种复杂的情感，与展览馆里人们凝视照片时的神情如同。